• 大国博弈:中美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可以避免?
    发布日期:2019-08-25 21:42   来源:未知   阅读: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时期的战略军事家,然而时隔千年,他的军事理论再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修昔底德陷阱意指崛起大国往往会挑战现存的超级大国。

  中美两国面临的局势正是崛起大国和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两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陷阱?而两国关系又该何去何从?

  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 Allison) 在2012年提出,而不是修昔底德本人提出的。

  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料想到,到了二十世纪他的名字还能和“陷阱”联系在一起。

  ▲图: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典史学的极高成就,被许多大学定为经典书目

  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记录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经过,并对战争的因果关系做了客观详致的分析,他在书中做了如下总结:使得战争无法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斯巴达的政体是寡头政治,实力相对雄厚,发展也比雅典早,在地中海地区有霸主般的存在。

  ▲图:公元前450年前后,雅典与斯巴达城邦形势图(中国战国时代开始于公元前476年,战国时代开始标志着春秋时期的礼乐制度崩溃,奴隶制瓦解,地主阶级兴起)

  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当时的中国正在从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纷争,雅典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管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军事装备上,都有突飞猛击之势。

  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严重威胁了斯巴达在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地位。刘伯温论坛,虽然斯巴达长期以来是一个被动作战的国家,但雅典文明的崛起之势猝不及防,他们感受到了来自雅典的威胁,决定联合盟邦,发动全部武力进攻,甚至有消灭雅典的设想。

  20世纪,格雷厄姆教授将修昔底德陷阱总结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据他所说,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新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实例,而这些国家之间矛盾的解决大多是以战争结束。

  就中美关系而言,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直接的贸易摩擦出现的频率有增无减,美国成为与中国贸易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仅是经济决策上的冲突,更夹杂着政治和外交因素。

  2018年,特朗普政府企图发动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进入了新一轮的角逐,于是又引起了一波关于中美之间不可阻挡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

  ▲图:标有美国国旗的鹰和标有中国国旗的龙在扳手腕,双方怒目圆睁,象征中美之间的博弈

  前文已经提到,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的本意,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帝国主义”,也就是雅典企图控制整个地中海地区,甚至不惜采取武力。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线是雅典与科斯林之间的冲突,科斯林是斯巴达北部重要的盟友,也是斯巴达北部领土安全的重要缓冲地带,因此战争爆发的原因不仅涉及到斯巴达盟邦的利益,更主要的是雅典的结盟对抗和对外扩张直接威胁到斯巴达的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

  而斯巴达人在大部分时间内对于雅典的崛起采取冷静的态度,迟迟不肯作战,直到雅典的实例达到了顶峰,斯巴达才决定不再容忍下去。在修昔底德那里,伯罗奔尼撒战争并不是铁律,不可以宽泛的适用于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

  而陷阱之说,更是有待考量,格雷厄姆教授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从政治角度考量,这一陷阱的提出是为了给中美之间的关系定性,意在提醒美国政府准备好来自中国的威胁,甚至准备一场战争。

  钱乘旦教授曾经在北京日报发表名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真相是什么?》的文章,指出这一“陷阱理论”在西方走红有着弦外之音,雅典所代表的民主自由、理性智慧,是西方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而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的代表。

  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国家,用“陷阱”思维去定位,隐隐有一种对于中国的斥责。

  ▲图:古希腊时期的壁画,描绘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斯巴达象征着强权专制,而雅典象征着自由文明。

  正如习总在美国的演讲中所言,世界上本没有陷阱,而是人们对于战略局势的误判带来的。

  对于中美之间矛盾发展走向的预判,不能简单的依存修昔底德陷阱的铁律,更应该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中美之间的互动以及国际形势的整体态势来做出判断。

  ▲图:习特会,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向国际社会传递积极信号

  在奴隶社会时期,国家之间的事务是由专政领导人来把控,虽然地中海沿岸存在着民主政治萌芽的倾向,但是国家政权把控在社会精英手中。

  而当今早已不同于雅典和斯巴达时期的政治体制,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国家政策的制定受到国会议员等各方制约影响。

  中国也同样如此,所以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不是简单的个人想法,而是民意的反映以及多方观点的综合,在这一过程中,会加以审慎,所以民意的表达会制约战争。

  除了贸易冲突以外,中美在经济上也处于一种相互依赖并且影响的状态,存在着结构性共同利益。

  中国相较于美国,具有劳动力优势和极大的发展势头,而美国则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资金优势,双方紧密的合作关系和依存关系相互捆绑,任意一方的发展受限对于另一方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中美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以合作为主导,将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贸易摩擦轻易上升为战争层面不免言过其实。

  再者,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两国能够保持一种相互制衡的稳定状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来说有很重要的制约和平衡作用,虽然美国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打击中国的经济发展和防范中国发展给美国带来的威胁,但是中美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激烈的冲突关系。

  从国际形势的整体势态而言,国际环境正在向相互依赖的方向发展,世界上发展势头最强的两个国家一旦爆发成战争,对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

  历史上留下了很多战争带来的苦痛经验,以及在核威慑下,战争带来的可能是地球的毁灭,如此说来,从国际社会的整体思维来看,努力避免战争,共同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之间的最优选择。

  而当今网络时代伴随的全球思维、外交透明,以及危机预防和沟通的便利也是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保障。

  中国有句古话叫“一山不容二虎”,但是若有三虎四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当今国际社会不是中美两家独大,中美之外其他国家还在虎视眈眈着,群虎争雄的时代,拉拢和合作才是主题。

  正如二战以后的日本崛起,就正是迎合了美国在亚洲扩张的战略,得到了美国在各方面的战略支持,美国试图通过日本在亚洲埋下眼线,日本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危机,但纵观历史,美国亦从日本崛起中获益良多。

  一个国家之于另一个国家的威胁是国际社会中的常态,而并非所有的威胁都可以套一个“陷阱”的帽子,造出一种人心惶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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